浅论马克思社会观的研究起点

西方传统的社会观从两极对立的角度来认识人与社会的本质,他们的研究起点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作为研究社会起点正确地说明了社会现象,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作为社会观的研究起点,经历了一个过程。
关键词研究起点马克思社会观现实的个人

社会观是人们对社会,以及人与社会的总看法、总观点,其基本问题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之前,西方传统的社会观么是从先于个人的社会实体出发,把个人看做是相对社会而言的可有可无的偶然之物,如整体论的社会观,来认识人与社会的本质的;么是从非社会的孤独个人出发,把社会看做是人们之间协议的作品,如原子论的社会观,来认识人与社会的本质的。从思维方式上说,西方传统的社会观都是在本体还原的基础上,从两极对立的关系中把握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由于在思维方式下,人与社会主客对立,因而西方传统的社会观既不能合理地说明人的本质,又不能正确地说明社会的本质,因为人与社会同源共生,本体相连,无论是从脱离个人的社会出发还是从孤立与社会的个人出发总是抽象而非现实的。马克思认为人与社会的共同本质是实践,他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1]96“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的本质认识必须立足于实践。马克思把实践引入对社会现象的考察,才最终把现实的人作为研究社会的出发点,但是相应于科学实践观确立有一个过程,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出发点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一、从人的类本质出发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看做是实践的,因而马克思是以人的类本质为出发点来说明社会的。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类存在物,其本质是自由自在的活动,即物质生产劳动。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一方面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1]131但是作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对象性活动,劳动并不一定是异化的,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劳动,是私有制社会产生的根源,并且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市民社会到国家和法,从家庭等组织形式到各种社会意识都有决定作用。“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67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劳动的异化和扬弃这种异化的历史,未来的“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是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把社会历史看做是人的劳动史,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思想。但是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来说明社会,一方面,难以说明异化劳动的起源,即自由自觉的活动如何会转变为异化劳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直未能说明。另一方面,从人的类本质出发,把生产劳动的性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没有确认物质生产的首目的在于满足人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这一事实。“这样一来,人的类本质作为一种总体性、理想性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现实存在的个体不同的东西,是一种超个体的东西,因而这种作为类本质的活动的目的便只在于为了类本质的实现,而无关乎个体的现实存在”。[3]154由于这种类本质的超自然性,以它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出发点,仍然是抽象的,也难以说明异化劳动的来源问题。
二、从利己的个人出发
随着理论探索的不断深入,马克思越来越感到用人的类本质出发说明社会生活的困难。于是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转向另一个方向,即从人的自然性、利己性方面来说明社会的起源。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同人的需和利益密切相连。他说“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他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联合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的,而是利己主义的个人。”[4]79马克思从人的自然性、利己性方面来说明社会的起源可能是受到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科尔纽曾指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一个阶段对他产生影响的主是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3]166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从人的自然性出发,认为趋乐避苦的本性是人的一种自我保存的本能。爱尔维修等称之为“自爱”或“自利”,正是这种“自爱”使人们不断追求自身利益,这样就形成了社会运动的动力。马克思也承认“并不需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的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5]24
但是,马克思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来说明社会的起源,其出发点仍然是抽象的。因为,在这里人与社会又分开来了,“利己的个人”仍然是脱离社会的孤独的个人,而且个人的利己性所追求的利益从何而来?又是难以回答的,这似乎又回到原子论者那里去了。显然从“利己主义的个人”出发来说明社会的起源也具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三、从现实的个人出发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出发点,才把对社会历史的研究起点现实化了。他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是,这个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来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5]30“现实的个人”就是指以一定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他一方面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下进行生产活动,并受这些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现实的人的活动不仅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交融在一起,而且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运动交融在一起。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6]404所以在现实的人身上既包含着物质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又包含着思想的社会关系(人与其意识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浓缩,是社会的基本单位。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来说明社会,避免了传统社会观考察社会现象出发点的抽象性,而使得历史活动的主体现实化了。因为我们既不能在“现实的人”的活动之外去讲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又不能在这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之外讲现实的人的活动。虽然近代契约论者也力图从人出发说明社会的起源,他们也把社会看成是个人之间交往活动的产物(制定契约也是一种交往形式),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抽象的、孤立的、单子似的个人,并将订立契约看成是人们主观任意的行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么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5]362不论生活在哪种社会形式中的人都应该具有社会人的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产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
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出发说明社会,是对传统社会观出发点的批判继承。一方面,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克服了整体论者从抽象的、预成性的社会整体出发来说明个人的缺陷,但同时又吸收了整体论者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合理性因素。另一方面,从现实的个人出发吸收了原子论者强调从个体出发,用个人间的交往活动(缔结契约也是一种交往)去说明社会起源的唯物主义立场,但又摒弃了他们把人们之间的联合看做是主观任意行为的抽象观点,从而达到对社会运动的完全把握。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陈宴清等.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科研计划项目(09YKZ065)。